改革開放三十年有成
黃企之
美國前總統卡特看著他
而在我
今（2008）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。對外開放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三十年已大成。對內改革，以解放思想為重點，三十年將大成。
改革開放的道路，猶如摸著石頭過河，隨著形勢而適應調整。如1979年決定在深圳試辦特區；1982年確立家庭承包制；1988年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；1992年結束“姓社姓資”之爭，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；2005年結束延續2000多年農業稅，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；2006年提出構建和諧社會。
因開放政策，深得人心，人人奮進，不僅人民平均身高增長十釐米，國家也從“一窮二白”之貧，奔向腰纏萬貫之富。例如外匯儲備1.4萬億美元（70%投資美國國庫券），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，超過美國；國力已從“小米加步槍”之弱，飛上“神州六號”、“嫦娥奔月”之強。
美國新聞週刊（2007年12月底）報導：“中國這個世界大國的出現，如今已不是預言，而是現實，不管怎麼看，中國已成世界第二大國。”中國GDP已居世界第三，財政收入已由2002年不足2萬億增至2007年5萬億多人民幣。
季辛吉認為，世界強權每一世紀皆有一個，以其意志、智慧和道德為動力，並以自我價值為標準，重新塑造整個世界。如17世紀法國，18世紀英國，19世紀德國，20世紀美國。21世紀中國，從戰火的灰燼，破碎的山河，和創傷的歷史中，再次浴血重生，展現鴻鵠之志（“外交縱橫”，1994）。
21世紀，勢為中國世紀，這是世界歷史大潮流。但中國世紀，決不是“強權霸道”而是和平共榮。中國經過春秋戰國500年內戰之後，“從不主張與外人戰爭，中國的和平思想，到漢朝（206BC—263AD）已經是很充分的了”，當時“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”，其中最著名的有“棄珠崖議”（孫中山民主主義第4講）。其後，中國已無殖民主義，帝國主義，軍國主義，商業主義等思想體系。
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“一條偉大道路和五條具體道路”。“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”的“五條具體道路”是和平的自主創新道路、和平的新型工業化道路、和平的農業現代化道路、和平的城鎮化道路與和平的政治發展道路。
為確保五條具體道路和諧平坦，十七屆中委第二次會議公報，高舉“五有”：“學有所教、勞有所得、病有所醫、老有所養、住有所居”大旗，向人類一致渴望的世界大同邁進。
這“五有”與孫中山“建國大綱”25條中，第11條五點主張“育幼、養老、濟貧、救災、醫病”，皆源於“禮記·禮運”大同思想：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”。“五有”也本於中共黨綱“三個代表”與“情為民系、財為民謀、權為民用”主張（見“先進的三個代表”
關於“權為民用”，過去，因人們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不夠，致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問題，比較突出；弄虛作假、奢侈浪費和腐化現象，日加嚴重。我因參與統一工作36年，瞭解較深，對之更加痛心疾首，特別是對本會“四人幫”，於
為創造條件，讓人民更多有效監督政府，以提高工作透明度與公正力，以推動建設民主與法制（與世界各國接軌），溫家寶特於
孫中山說，“中國幾千年來，人民的民情、風土、習慣，和歐美大不相同，既和歐美大不相同，管理的方法，自然與歐美不同，不能完全效仿歐美”，“歐美（流血）革命，兩三百多年，都是爭民權”。“民權不是天生的，是人工造成的。我們應該造成民權，不要等到人民來爭。才交到他們”（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）。他主張：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“四權”，人民有權，政府有能，權能分開。
溫家寶提出的人民“四權”對孫中山的“四權”來說，是承先啟後，“與時俱進”；對林肯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主張來說是“溫固創新”，文化交流。
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認識，十七大提出“以人為本”、“科學發展”、“和諧社會”，堅持“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、與時俱進、勇於變革、勇於創新”等主張，符合歷史潮流，必成。
以前，臺灣對大陸高呼經濟學臺灣；以後改為民主學臺灣，今後，我看臺灣不僅經濟要學大陸（開放），民主也要學大陸（改革）。
十七大的精神是：不自我吹捧形勢大好；少講政績，多提問題；針對問題提出改善之道。這與十五大、十六大大不同。
自汪洋說過“以殺出一條血路勇氣，迎接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”，以後廣東官員爭相自我揭短，自暴家醜。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。
自勝者強，我們也應“解放思想”，不再姑息養奸，對本會自暴家醜，刮垢磨光，以利輕裝奮進，更上一層樓。
作者：華盛頓和統會會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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